遞四方物流
文化>>
加強頂層設計預防學術不端
發佈時間:2020-06-30 10:06 星期二
來源:法制日報——法制網


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稱羣發性團隊型學術造假尤其值得關注

加強頂層設計預防學術不端

● 2018年以來國內學術不端及涉嫌學術不端案例的特點包括:羣發性、團隊型學術不端;學術不端的發現和查處具有滯後性;抄襲、剽竊是學術不端的主要形式;學術不端問題的曝光具有較大偶然性等

● 學術不端有關案例數量增多反映出,隨着我國學術水平的整體發展,學術規範越來越受到重視,學術不端隱匿的機會越來越小。但在當前我國學術研究中,確實存在一些學術不端行為,影響了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

● 我國科研誠信建設的歷史相對較短,有關理論研究、制度建設以及立法還比較滯後,亟須加強對學術不端行為立法頂層設計,填補該領域理論、制度和立法上的空白

□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 陳磊

□ 見習記者 劉紫薇

統計顯示,從2018年年初至2019年10月底,國內主流媒體共曝光各類學術不端案例20起,涉及18所高校,涉事人員23人。

這是近日發佈的《反腐倡廉藍皮書: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.9》(以下簡稱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)披露的數據。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由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佈。

中國廉政研究中心課題組發現,與以往不同的是,在2018年以來主流媒體曝光的學術不端案例中,羣發性、團隊型的學術不端行為尤其值得關注,涉事人之間存在一定關聯,甚至以團隊形式相互配合進行學術造假。

針對當前學術不端治理與科研誠信建設中的不足,課題組建議,我國應加快推進建立科研誠信制度體系,進一步完善科研管理與學術評價制度,加強科研誠信獨立調查委員會制度建設,從立法方面加快頂層設計。

公開曝光大量案例

學術不端人人喊打

2018年以來,受關注最多、影響範圍最廣的學術不端案例,當屬南京大學梁某事件與知名青年演員翟某事件。

梁某從2009年起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任教,曾任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還是“青年長江學者”稱號獲得者。

2018年10月,有報道稱,梁某涉嫌學術不端,之前發表的百餘篇論文被撤。

隨後,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稱,校方成立調查組介入調查。

2018年12月,根據教育部《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》等文件精神和規定,南京大學給予梁某黨內嚴重警告處分、行政記過處分,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,將其調離教學科研崗位,終止“長江學者獎勵計劃”青年學者聘任合同,報請上級有關部門撤銷其“青年長江學者”稱號。

當年年底,教育部按程序撤銷梁某的“青年長江學者”稱號。

2019年2月19日,北京電影學院在官方微博發佈説明稱,經鑑定,學校2018屆博士研究生翟某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存在學術不端情況。北京電影學院學位評定委員會投票決定、校長辦公會研究同意,撒銷其博士學位。

此前,翟某在一段直播視頻中問網友“知網是什麼”,由此引起廣泛熱議。

據課題組統計,從2018年年初至2019年10月底,國內主流媒體共曝光各類學術不端案例20起,涉及18所高校,涉事人員23人。

此外,國內主流媒體還報道16起涉嫌學術不端案例,涉及9所高校,涉事人員17人。課題組解釋説,這裏的“涉嫌”學術不端案例,是指涉事人沒有被所在單位或上級部門調查認定為學術不端,分為三種情況:一是被舉報後沒有受到調查;二是調查後認定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;三是開展了調查,但認定和處理情況不詳。

根據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,兩項合計,主流媒體共曝光學術不端和涉嫌學術不端案例36起,涉及27所高校,涉事人員40人,其中發生案例數量最多的是湖南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(各5起)。

“2018年以來,我國學術不端問題治理受到空前關注,一系列學術不端案例得以曝光,一批科研失信人員受到調查處理,初步形成了學術不端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。”課題組稱。

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在接受《法制日報》記者採訪時稱,學術不端有關案例數量的增多主要反映了兩個方面的問題:一方面,隨着我國學術水平的整體發展,學術規範越來越受到重視,學術不端隱匿的機會越來越小;另一方面,在當前我國學術研究中,確實存在一些學術不端行為,影響了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。

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,這麼多案例被曝光,説明學術界仍然存在比較嚴重的急功近利、浮躁虛誇等不良風氣,還説明在過去一段時間,不論是思想認識層面,還是追責懲治方面,社會整體上對學術不端等不良風氣容忍度較高。

“新聞媒體包括互聯網近年來在曝光學術不端、推動學術不端查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。實踐證明,新聞媒體的曝光和參與對於突破人情因素、本位主義的干擾,推動學術不端問題的查處,效果明顯。這主要是因為公開曝光能形成強大輿論壓力,對涉學術不端單位和個人形成倒逼機制。”彭新林稱。

羣發性團隊型特點

暴露高校管理漏洞

課題組發現,與以往不同的是,在2018年以來主流媒體曝光的學術不端案例中,出現一些羣發性、團隊型的學術不端行為,也就是説,涉事人之間存在一定關聯,甚至以團隊形式相互配合。

例如,從2013年開始,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徐某不斷被人舉報博士學位論文抄襲問題。2019年3月,上海財經大學對徐某涉嫌學術不端問題作出迴應,認定徐某的論文屬於“適當引用”範圍,不構成抄襲。

之後,上海財經大學有學生髮現,經徐某指導並取得博士學位的3名畢業生的學位論文涉嫌抄襲。上海財經大學隨即對3名畢業生涉嫌博士論文抄襲問題啓動調查,但至今沒有向社會公佈調查結果。

2019年3月,華北電力大學教授孫某等人被曝涉嫌團隊論文造假,包括數據造假、一圖多用以及互相引用以提高引用量等。所涉人員除孫某外,還包括廈門理工學院實驗師黃某、黃山學院講師李某等。

2019年4月,涉事的幾所大學對此事作出迴應,稱對此事開展調查,結果及時向社會發布,但也一直未向社會公佈調查結果。

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稱,相比於個體學術不端行為,團隊型學術不端問題對科研誠信和學術生態的危害更大,查處難度也更大。

在課題組看來,“羣發性學術不端問題值得關注”。這正是2018年以來國內學術不端及涉嫌學術不端案例的一個特點。除此之外的特點還包括: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具有隱蔽性,學術不端的發現和查處具有滯後性;抄襲、剽竊是學術不端的主要形式;學術不端問題的曝光具有較大偶然性等。

課題組認為,管理疏漏是學術不端發生的重要原因,“從媒體報道的學術不端案例看,雖然造成學術不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高校和科研單位管理上的疏漏無疑是重要原因”。

例如,湖南大學2018屆碩士生劉某的學位論文,抄襲了雲南財經大學某教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報書,原因在於這位碩士生的導師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評審專家,評審完成後沒有及時銷燬材料,被劉某拿走使用。

2019年4月2日,湖南大學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,劉某的碩士學位論文存在抄襲現象,構成學術不端行為。學校決定撤銷劉某碩士學位,給予其導師警告處分,取消其導師資格,調離教學崗位。

“這起抄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報書的學術不端案例,暴露了湖南大學管理上的漏洞。”課題組稱。

除此之外,課題組發現,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具有隱蔽性,而學術不端的發現和查處則具有滯後性。2018年以來受到主流媒體關注的學術不端問題,90%以上發生於多年以前。

課題組認為,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,一是2008年前後國內才建成學術不端檢測系統,在此之前,缺乏發現學術不端的技術手段,難以形成有效震懾,導致這一問題比較嚴重;二是近年來學術不端問題受到全社會的關注,一些隱藏多年的學術不端案件被“發掘”出來,導致進入大眾視野的學術不端案例數量大幅增加。

加強立法頂層設計

探索建設長效機制

治理學術不端,國家在行動。

為解決學術不端多發易發的問題,2018年5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》,以推進科研誠信建設制度化為重點,以健全完善科研誠信工作機制為保障,堅持預防與懲治並舉,堅持自律與監督並重,堅持無禁區、全覆蓋、零容忍,嚴肅查處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其中提出,“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依法依規終身追責”。

2018年11月,國家發展改革委、科技部、中央組織部等41個部門和單位聯合印發《關於對科研領域相關失信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》,規定的懲罰措施達43條,不論是單位還是個人,一旦在科研領域發生嚴重的失信行為,不僅要面臨學術上的嚴厲懲罰,還將在公務員招錄、銀行貸款、企業上市等領域受到廣泛的“社會性懲罰”。

2019年5月,中共中央宣傳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聯合印發《哲學社會科學科研誠信建設實施辦法》,除了明確社會科學領域學術不端的類型、調查處理的主體及程序外,還特別規定了社會科學領域科研誠信建設的組織體系和工作機制。

此外,在科研管理與學術評價制度方面,我國也密集出台多項政策,以剷除滋生學術不端問題的土壤。

2018年2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》;2018年7月,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於深化項目評審、人才評價、機構評估改革的若干意見》;2018年7月,國務院印發《關於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等。

彭新林認為,有關部門密集出台政策文件,包括樹立導向明確的科研誠信行為規範、加大對科研嚴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、建立健全科研領域失信聯合懲戒機制、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、構建科學合理的新型學術與人才評價機制等,是加強科研誠信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。

在宋偉看來,這些政策制度的出台,充分反映了國家對規範學術研究的高度重視,推動學術規範的制度化發展,通過建立相應的誠信管理機制治理學術不端行為。這些制度已經發揮了一定作用,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也都建立了配套制度,加大了對各類學術不端行為的整治力度。

課題組建議,為避免“運動式”“一陣風”治理,防止學術不端的反彈回潮,應不斷探索和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科研誠信建設長效機制。

例如,保持打擊學術不端的高壓態勢,繼續以“零容忍”的態度打擊學術不端,依法依規嚴肅處理學術不端案件,形成“露頭就打”“人人喊打”的社會氛圍,增強對學術不端的震懾力。此外,還需完善科研誠信建設的制度和機制,加強科研誠信獨立調查委員會制度建設,加快科研管理與人才評價改革措施落地等。

對此,彭新林的建議是,應多措並舉,綜合施策,堅持教育、預防、監督、懲戒相結合,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學術不端的體制機制,統籌考慮工作機制、制度規範、宣傳教育、事前預防、管理監督、聯合懲戒等方面,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生態環境。當然,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同時,亦要充分發揮實踐探索的積極作用。

《反腐倡廉藍皮書》提出,我國科研誠信建設的歷史相對較短,有關理論研究、制度建設以及立法還比較滯後。例如,對學術不端問題打擊不力的一個原因,是目前的制裁措施還基本停留在政策層面,尚未上升到法律高度,特別是缺乏刑事方面的立法。亟須加強對學術不端行為立法頂層設計,填補該領域理論、制度和立法上的空白。

在彭新林看來,專門立法是治理學術不端行為、推動科研誠信建設法制化的重要舉措,可使對於學術不端行為的投訴舉報、調查核實、監督監察、懲戒處置等做到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,有助於加強科學道德與學風建設。

宋偉的看法是,加強針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管理制度和相關立法是大勢所趨,但不一定是專門性立法,可以在綜合性立法中體現相關內容。當前應當加強對國內外相關經驗的研究,建立嚴密有效、可執行的管理制度體系。

“當然,有效解決學術不端行為,僅僅依靠科研誠信立法是遠遠不夠的,也非科研誠信立法所能承受之重。還應當在科研誠信道德觀念塑造、學術團體和科研機構主導作用發揮、科研誠信政策環境改善、科研誠信教育預防制度健全、科研誠信領域國際合作交流強化等方面努力。”彭新林提醒説。

責任編輯:梁成棟
8232926
相關新聞